迎江寺建寺历史考辩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有关迎江寺历史的介绍中仍然延续“建于北宋开宝七年”的错误说法。迎江寺属全国重点寺庙，在皖老圆寂七周年之际，我再次将这段历史公案公布于众，当然不仅仅是对皖老博大襟怀的一种怀念，也希望那种为了造大而不惜篡改历史的行为不再重演。

　　（一）

　　去年的一个时候，一个朋友将一部关于安庆迎江寺的电视专题片角本送我“把脉”。他之所以这样做，大约是考虑到我是安庆迎江寺第一部寺志《迎江寺志》的主编。我注意到，专题片中有关于迎江寺建寺历史的内容。迎江寺是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处重要的风景游览点，寺内的振风塔则被当作安庆的标志性建筑，想到这个电视专题片将会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不能不腾出时间，对这个电视专题片角本作认真的拜读和研究。

　　佛教传入安徽的最早记录，大约可追溯到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英因“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及“尚浮屠（佛陀）之仁祠”而被贬丹阳郡泾县 （今宣城泾县一带），随其南徙者有数千人。宣城与安庆仅一江之隔，楚王英的早期佛教对安庆不可能不有所影响。虽然佛教传入安庆确切的历史现已无从查考，但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在东晋大兴年间，安庆境内的太湖、潜山等地已有了关于寺僧的活动。

　　迎江寺现为安庆市第一大寺，其规模在江淮之间也屈指可数。迎江寺中的振风塔被认为是沿江一带最高的寺塔，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并有“过了安庆不说塔”的民间俗语。至于迎江寺建寺的历史，“文革”后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以及某些工具书多认为：“迎江寺由僧人涵万初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如政协安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及安庆市图书馆资料室合编的《安庆史话》（1979年版）第197页中“迎江寺和振风塔”一文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北宋时，涵万和尚（生于937年———五代时后晋天福二年）在970年（开宝三年）去四川峨眉山，路过安庆，看见安庆背山面江，风景清幽，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自开宝四年（971）起四方劝募，日夜经营，于开宝七年（974）建成迎江寺，前后三进。”黄山书社“安徽风光丛书”中《安庆》一书（1986年11月版）第8页也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宋名僧涵万在去四川峨眉山路过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境内）时，看见这里背山面江，风景优美，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从开宝三年（970）起，他一边劝募一边兴工，前后经过四年的努力，于开宝七年（974）建成万佛寺……”而《安徽百科全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介绍迎江寺时也有同样的说法，如第806页中：“迎江寺……该寺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

　　1990年，在我与已故迎江寺方丈皖峰合著的《迎江寺传说》（黄山书社1991年版）中，同样引用了这一资料，该书的首篇，即有“风雨再三，涵万建寺”一文。

　　直到1997年，皖老主动隐退，决心在他生命的末年完成《迎江寺志》的编纂工作。承皖老的信任，我被他请为该志主编。编志不同于编民间传说，我开始对迎江寺的历史进行一系列翔实而认真的考证，终于发觉，上述结论，都只是出现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资料和工具书中，而“文革”之前的所有史料均无类似记载。至此，我开始对“北宋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说法表示质疑。

　　（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那一段特殊时期的结束，一些文献开始纠正这一说法。如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于1994年8月合编的《安庆文史资料》“民族宗教专辑”中第50页“寺塔沿革”一章中介绍迎江寺时称：“迎江寺始建时间，现在唯一可考的是《安庆府志》和《怀宁县志》，其上曰：‘明万历己未（1619）怀宁县士绅阮自华募建。始建之寺，庙小业小，不甚出名。’”

　　安庆自宋设府以来，明、清两代多次修志，而《安庆府志》及《怀宁县志》是现存的两种最早的方志，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安庆历史的唯一可信的志书。为此，我专门去安庆图书馆查看了《安庆府志》，“寺观”栏中有这样的记载：“迎江寺，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特建翰宸楼贮之……”《怀宁县志》在卷九“祠祭”栏也有同样的记载：“迎江寺，万佛塔（俗名振风塔），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至于明光宗（即朱常洛）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这是迎江寺最早受到皇封的历史记载。由此，我开始逐渐推翻“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错误结论。

　　安庆师范学院已故教授乌以风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次我在无意中查看他耗十数年心血编纂的《天柱山志》，其中的“人物”篇中有阮自华的条目：“阮自华，平生曾创建两大佛寺，即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为迎接达观和尚说法而与桐城吴应宾请敕建天柱山佛光寺，以及四十七年己未（1619）募建的迎江寺。”

　　似乎是为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质疑提供佐证，一同协助皖老编纂《迎江寺志》的蔡小愚、谢明奎两位先生将他们抄录的两块碑记示我。这是现存于迎江寺及安庆市博物馆内的两块完好的古碑，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振风塔暨殿宇山门碑记》称：“……万历己未，郡守阮公自华募建头山门、大雄宝殿、宸翰楼、三官殿，并装修前后佛像。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而另一块刻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碑记则称：“护国永昌禅寺，又名迎江，与振风万佛塔并建，历称胜境。”建于1570年的振风塔与建于1619年的迎江寺虽然相隔49年之久，但对于事隔270年后的清光绪年间的人来说，49年应该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况且两大工程又都出自明代，说振风塔与迎江寺“并建”是可以被今人理解的。

　　《怀宁县志》不仅记载了振风塔建造的历史，还记载了振风塔在当时建造的过程和方法：在建筑科学不甚发达的当时，振风塔系用原始的“堆土法”建造而成。当塔建成之后，用以堆塔的大量泥土无法运走，便散开于振风塔周围，形成一片高地，而49年后，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阮自华在此地基上建造了迎江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迎江寺地基会比它周围的地势要高出许多的原因所在。

　　中国佛教在经历隋唐盛世之后，由于统治集团的过分利用或过分打击，开始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低潮时期，直到明清之际，由于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佛教出现了新的高峰期。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经几十年征战，终于建立了他的大明王朝。因朱元璋年轻时曾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庙里度过了一段屈辱的生活，为了缅怀那一段非凡的经历，朱元璋开始对佛教全面复兴。他修复寺庙，制定戒律，颁敕寺僧。于是，一时间各地建寺立像之风盛行。今天安徽境内的许多重点寺庙几乎都兴建或重修于明代，如凤阳龙兴寺、浮山华严寺、九华山百岁宫、肉身宝殿等，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阮自华募建了安庆境内的天柱山佛光寺和迎江寺。

　　（三）

　　将迎江寺建寺历史从“北宋开宝七年（974）”改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这是我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当我把这一结论告知皖老时，这位为迎江寺献出毕生之爱的老人久久沉默，一脸沉郁。对于一座曾被号称“千年古刹”的掌门人来说，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清晨，皖老即给我打来电话，经过一夜痛苦思索的老人在电话中说：“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图一时之快，图做历史的老大，从而做出欺骗后人的事情。”皖老的态度，让我感动，也让我欣慰。就这样，我在迎江寺历史上第一部寺志成书之时，把迎江寺历史“砍”去近650年。《迎江寺志》于2001年底正式出版，而皖老于半年后魂归极乐。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有关迎江寺历史的介绍中仍然延续“建于北宋开宝七年”的错误说法。迎江寺属全国重点寺庙，在皖老圆寂七周年之际，我再次将这段历史公案公布于众，当然不仅仅是对皖老博大襟怀的一种怀念，也希望那种为了造大而不惜篡改历史的行为不再重演。

振风塔位于安庆市迎江区沿江东路北侧的迎江寺内，南临长江。为长江流域规模最大、最高的七级浮屠，享有“万里长江第一塔”和“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

迎江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临江的山门上嵌有清光绪帝手书的“迎江寺”3个楷书金字。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主要由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藏经楼、广嗣殿等组成，大雄宝殿和毗卢殿间矗立振风塔。

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由当时的安庆知府王宗徐主持修建。该塔为楼阁式砖石结构，八角七层，高60.86米。底层建有宽大的基座，每层皆有腰檐平座，檐下为双抄华拱，出两跳。塔内有168级台阶，穿壁绕平座拾级盘旋而上，直达顶层。每层塔门虚实交错，平台上围以白石栏杆，可登临远眺，每层檐角均悬以风铎。塔刹由八角形须弥座、园形覆钵、球状五重相轮和葫芦形宝瓶构成。塔内供西方接引阿弥陀佛、弥勒佛和五方佛，塔身嵌有砖雕佛像、历史神话故事雕像1000余尊及碑刻54块。该塔除具有佛塔的功能外，还具有导航引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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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迎江寺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军事邮便片2.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军事邮便片3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军事邮便片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2

　　（刊有振风塔图案的明信片，印制时间应该是清末。上图为正面，安庆的译文是“nganking”，而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anking”。下为背面，上有文字，“夜猫子”说是法文，有懂的的网友，麻烦给译一下，看写的是什么。多谢了！）

振风塔建造之初，并不是佛教意义上的塔。

民国初年《怀宁县志》载：“皖城诸山雄峙西北，东南滨江平衍。形家言，须镇以浮屠，青龙昂首，为人文蔚起之兆。明隆庆庚午（1570），安庆知府王宗徐谋於邑绅於惟一、吴宗周，乃建兹塔。”意思非常明确，安庆城郊，西北诸山绵延，而东南方，长江浩浩，一泻千里。从风水角度，这是安庆人文不兴的征兆。如何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选址建塔，以青龙昂首之势，重振安庆文风。

振风塔竣工后，安庆府文风由此而振了吗？

果然。

手头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隆庆之后的万历，前后共48年，南直隶安庆府共出进士36位，其中有不少做到省部级位置。具体名单如下——

颜素，字质卿，号与朴。万历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应天府丞。

任可容，字子贤。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工部员外郞、浙江处州知府、广东惠潮道、广东盐屯道。

盛志承，字以烈。万历五年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寻改兵部，累官至南光禄寺卿。

汪道亨，号云阳。万历十一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福建泉州道知府、福州兵备道、江西分巡道、广东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应天府尹、都御使巡抚宣府。　

方大美，字思济，万历十四年进士。巡按江西、河南、顺天，迁太仆寺卿。

吴应宾，字尚之、客卿。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编修。

徐尧莘，字汝聘，号宾岳。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广西布政使。

盛志翼，字以忠。万历十四年进士。初授江西乐安知县，后调成安。又三年，以治行擢天下第一，奉诏入京师。

方大镇，字君静，号鲁岳，万历十七年进士。官累迁至大理寺少卿。

金忠士，字元卿。万历十九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

吴用先，字体中，号余庵。万历二十年进士。历浙江布政使、都御史、巡抚四川、工部侍郎、蓟辽总督。

胡瓒，字伯玉，号心泽。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何如申，字仲嘉，号虚白，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累迁浙江右布政使。

何如宠，字康侯，号芝岳。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累礼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累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马孟祯，字泰符，号六初。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任江西分宜知县、江西道监察御史、南京太仆少卿。

阮自华，字坚之。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饶州推官，后改福州，迁南京刑部主事，改顺天府教授。历国子助教，又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再出为庆阳知府、邵武知府。

阮以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河南布政司参政。

胡士奇，字易础。万历二十八年进士。令黄州，兼摄郡邑。后任云南姚安知府。

姚之兰，字汝芳，号芳麓。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后擢郎中，出知杭州，后加按察司副使。

潘汝桢，字镇璞。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浙江缙云知县，复任山西巡抚，后以佥都御史巡抚浙江，转南兵部左侍郞。

吴应琦，字景韩，号玉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由太常寺博士擢监察御史，巡按云南。官至大理少卿、南大理卿。

戴耆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礼部主事。

刘胤昌，字燕及，号淯水，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江西宜黄知县，调任临川知县。

左光斗，字共之。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佥都御史。

姚之骐，字汝调。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湘潭令。

倪应眷，字申之，号吉旋。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上杭知县、再升任御史，后官晋太仆少卿、南太仆正卿。

张秉文，字含义，号钟阳，方大镇婿。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广东按察使，迁右布政使，调山东左布政使。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山东，其死难济南，妻方孟式投大明湖。

任国桢，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督淮安税务、江西袁州知府、山东武备道、湖广按察使。

叶灿，字以冲，号曾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南京吏部侍郎，晋礼部尚书。

方大铉，字君节，号玉峡。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刑部主事，补户部主事。

齐琦名，字越之。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后任浙江绍兴知县。

方孔炤，字潜夫，号仁值。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任嘉定知州，后为兵部主事，又擢职方郞。崇祯年间授宝卿，以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阮大铖，字集之。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南明福王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东阁大学士。善戏曲，以《燕子笺》成就最高。

吴叔度，字勿铭，号青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寻改黄州知州，后为工部郞。

方大任，字思仁，号赤城。万历四十五年进士。初任元城知县，拜监察御史。后升都御史，出巡山海关。

何应奎，字任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初授吉水知县，入京为礼部主一，迁吏部郎中。

真是人才济济啊！

再往后，到崇祯元年（1628），刘若宰还中了状元。至清代，不仅有声震全国的桐城派学者群，更有赵文楷、龙汝言、李振钧3位状元。

也许振风塔真有振兴安庆文风之气？

（仅明万历年间进士。恐有疏漏，望能补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a4207f0100dual.html#comment1（民国时期明信片上的振风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