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硅谷风险投资大街Sand Hill Road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2004年某天加州骄阳似火,中国某高科技园区的几位人员开始埋头量地,以280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Ave。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大街究竟有多长、多宽。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一条大道,聚集有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于美国新兴市场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 中国代表询问美国风险投资商:“这条街大概掌管多少风险资金?”“全美40%是从这里出去的。”“这里每个办公室一般有多少人?”“三四个吧。”“啊!这么少的人管这么多的钱?!” 就此,大规模量地工作开启。告诉我这件事时,美国风险投资商一脸困惑:“难道通过一个简单的物理复制就能建立一个中国的‘沙丘路’吗?” 但这一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冲动背后,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事实上过去数十年,全世界都想复制硅谷,然而美国人自己也说,硅谷即使在美国也难以复制。 “思维方式”是我们新设立栏目,每周一推出,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二十一篇文章来自网景联合创始人、风投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我们在伯克利的成员Larry挑选了安德森一些核心观点并把它翻译了出来。这些观点也特别送给微信后台北京的一个创业者,他在后台点播了它。
北京很难成为另一个硅谷
从经济的角度讲,中国应该成为另一个美国,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地方应该成为另一个硅谷,我认为从早期指标看是很有希望的,像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有一些惊人故事,但保持进程需要一个系统,我担心这个系统。 这与我们从中国企业家那里听来的沮丧有关。法治和基本合同法在中国仍存在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同样如此,他们认为一个不存在言论自由的自由经济体是可能的,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我担心的是系统本身的摩擦会造成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多问题。在良好情况下,它会发展,但是在不好的情况下,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它会把路走偏。我很想北京成为另一个硅谷,我很愿意我们的公司面临更多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问题,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比人们想象中更艰巨的挑战。 我十分看好全世界的发展,同时也对数十亿人将摆脱贫困充满乐观,我希望全世界能有50个或100个硅谷,但我认为复制硅谷成功的难度更大。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人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最终未取得太大进展,我认为,硅谷的确是一个难以复制的成功模式。 欧洲风投应该专注于欧洲地区,中国风投则应该侧重于发展本地业务。至于我们做什么,方法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投资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也在与区域性风投合作,以获取新交易,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许多知名风投,虽然这些公司都在发展海外业务,但我希望他们还是应该现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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